文心雕龙·章表

  夫设官分职,高卑联事。天子垂珠以听,诸侯鸣玉以朝。敷奏以言,明试以功。故尧咨四岳,舜命八元,固辞再让之请,俞往钦哉之授,并陈辞帝庭,匪假书翰。然则敷奏以言,则章表之义也;明试以功,即授爵之典也。至太甲既立,伊尹书诫,思庸归亳,又作书以赞。文翰献替,事斯见矣。周监二代,文理弥盛。再拜稽首,对扬休命,承文受册,敢当丕显。虽言笔未分,而陈谢可见。降及七国,未变古式,言事于王,皆称上书。

  秦初定制,改书曰奏。汉定礼仪,则有四品∶一曰章,二曰奏,三曰表,四曰议。章以谢恩,奏以按劾,表以陈请,议以执异。章者,明也。《诗》云“为章于天”,谓文明也。其在文物,赤白曰章。表者,标也。《礼》有《表记》,谓德见于仪。其在器式,揆景曰表。章表之目,盖取诸此也。按《七略》、《艺文》,谣咏必录;章表奏议,经国之枢机,然阙而不纂者,乃各有故事,布在职司也。

  前汉表谢,遗篇寡存。及后汉察举,必试章奏。左雄表议,台阁为式;胡广章奏,天下第一:并当时之杰笔也。观伯始谒陵之章,足见其典文之美焉。昔晋文受册,三辞从命,是以汉末让表,以三为断。曹公称“为表不必三让”,又“勿得浮华”。所以魏初表章,指事造实,求其靡丽,则未足美矣。至如文举之《荐祢衡》,气扬采飞;孔明之辞后主,志尽文畅;虽华实异旨,并表之英也。琳禹章表,有誉当时;孔璋称健,则其标也。陈思之表,独冠群才。观其体赡而律调,辞清而志显,应物制巧,随变生趣,执辔有馀,故能缓急应节矣。逮晋初笔札,则张华为俊。其三让公封,理周辞要,引义比事,必得其偶,世珍《鹪鹩》,莫顾章表。及羊公之辞开府,有誉于前谈;庾公之《让中书》,信美于往载。序志联类,有文雅焉。刘琨《劝进》,张骏《自序》,文致耿介,并陈事之美表也。

 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,所以对扬王庭,昭明心曲。既其身文,且亦国华。章以造阙,风矩应明,表以致策,骨采宜耀:循名课实,以文为本者也。是以章式炳贲,志在典谟;使要而非略,明而不浅。表体多包,情伪屡迁。必雅义以扇其风,清文以驰其丽。然恳恻者辞为心使,浮侈者情为文屈,必使繁约得正,华实相胜,唇吻不滞,则中律矣。子贡云“心以制之,言以结之”,盖一辞意也。荀卿以为“观人美辞,丽于黼黻文章”,亦可以喻于斯乎?

  赞曰∶

  敷表降阙,献替黼扆。言必贞明,义则弘伟。

  肃恭节文,条理首尾。君子秉文,辞令有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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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《章表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二十二篇,论述章、表两种相近的文体。本篇所论章、表,和以下两篇所论奏、启、议、对等,都是封建社会臣下向帝王呈辞的文体。这类文体,历代名目繁多,且不断有所变化。以上几种,是先秦到魏、晋期间几种常用的文体。

  本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讲章表的意义及其产生、形成过程。第二部分评论汉、晋期间一些主要章表的成就。第三部分论章表的写作特点,提出“繁约得正,华实相胜”的基本要求。

  章表这类向帝王的呈文,文学意义是不大的。篇中反复提到“对扬王庭”、感恩戴德等,固然是这类文章中屡见不鲜的,也反映了刘勰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。但章表奏议既是直陈帝王之制,往往就是历代文人的精心之作。从萧统的《文选》开始,这类文章为历代作者和选家所重视,是有一定原因的。即本篇所论及的孔融《荐祢衡表》、诸葛亮《出师表》等,也是古来传颂不绝的名篇。所以,研究这类作品,不仅为研究古代文体论所必须,对探讨古代陈情议事的散文,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方面。刘勰论章表,对汉、晋作品大多做了过高评价,唯不满于魏初的靡丽不足之作;虽主张“华实相胜”,却明确提出“以文为本”,强调“君子秉文,辞令有斐”。对“诗赋欲丽”的作品,刘勰主张“述志为本”(《情采》);对须要“肃恭节文”的章表,却主张“以文为本”:这种不同态度,是值得注意的。再就是他反对“情为文屈”而要求“辞为心使”,做到辞与意的统一,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。

  (一)  朝廷设官各司其职,各级官吏共同治理国家大事。天子戴着皇冠受理政事,诸侯佩着玉器前来朝见。群臣上奏各种政见,帝王便据以查核其功绩。相传古代帝尧曾向诸侯之长提出询问,帝舜曾任命八个贤人;于是臣下有再三辞让的请求,帝王用信任和肯定的话授以重任:这些都是在朝廷上口头的对答,并未通过纸笔写成书面文件。可是,用言辞向帝王陈述,就具有进奏章表的意义了;帝王对臣下功绩的查核,也就是一种授予爵位的仪式了。到商代的太甲立位,大臣伊挚曾写《伊训》来训诫太甲;及至太甲改过而思念常道,从被流放的地方回到毫都,伊挚又作《太甲》三篇来赞美他。用书面文辞来扬善弃恶,就从此开始了。周王朝继承借鉴夏、商两代的制度,礼仪更为隆重。臣下对帝王常称:再三叩头、报答美命、敬受册封、敢当重任等,这些虽是口讲笔写兼用,但陈辞谢恩之义是明显的。到了战国时期,仍用商周格式,对帝王呈文,都叫“上书”。秦初确定制度,才改“书”为“奏”。汉代规定礼节仪式,便把对帝王的上书分为四种:第一种叫“章”,第二种叫“奏”,第三种叫“表”,第四种叫“议”。“章”用于谢恩,“奏”用于揭发检举,“表”用于陈述请求,“议”用于提出不同的议论。所谓“章”,就是明。《诗经》中说,银河“为章于天”,意为文采明显。对于有文采的事物来说,红白交错就是“章”。所谓“表”,就是表明。《礼记》中的《表记》,就是君子的品德外现于仪表的意思。对于用作标志之物来说,测量日影的器具就叫“表”。“章”、“表”的名称,就取之于这种意义。

  (二)  在刘歆的《七略》和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,各地歌谣也有闻必录;章、表、奏、议等治理国事的重要文件,其所以没有编录进去,是由于奏议的掌管各别而编纂者分工不同的原因。前汉时期的章表,留传下来的很少。到后汉时期,选拔官吏必须考试章表。左雄的奏议,成了尚书台的典范;胡广的章奏,被安帝称为“天下第一”:这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品。读胡广“谒陵”的章奏,可见其典范之作确是写得很美的。从前晋文公受周襄王册封时,曾三次辞让然后接受册命,所以汉代末年的让表,也以推让三次为限。曹操曾说:“写让表不需要三次,又不应文辞浮华。”因此,魏初的章表,大都就事论事,按实而书;按照华丽的要求来看,这时的作品是不够美的。至于孔融的《荐祢衡表》,写得意气高昂,文采飞扬;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,情理透彻,文辞流畅:它们虽然在华丽与质朴上各不相同,但都是优秀的表文。此外,陈琳和阮瑀的章表,在当时很有名气;陈琳之作,曹丕认为特别矫健,就是建安文人中较突出的了。曹植的表文,更是独冠群雄。他的作品体制宏富而音律协调,文辞清明而情志显著,随物成巧,变化多趣;如驾千里之马,轻重缓急掌握得恰到好处。到晋初作者的章表,就以张华较为优秀。他三度辞让被封为壮武郡公的表文,道理周详而文辞简要,引申意义,排比事类,都用对偶;一般都珍视张华的《鹪鹩赋》,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章表。又如西晋羊祜的《让开府表》,前代论述已有所称誉;东晋庾亮的《让中书监表》,确较已往章表写得美好:他们表达情志,联系事理,都颇为文雅。此外,西晋末年刘琨的《劝进表》、张骏的《请讨石虎李期表》,写得光明正大,都是陈事美好的佳作。

  (三)  章表的意义,本是用来报答皇恩,颂扬朝廷,表明臣下内心的;既对自身有光,也对国家有益。因此,把谢恩的“章”送到朝廷,感化意义应该明显;把陈请的“表”呈上皇宫,骨力辞采应该显耀。按照“章”、“表”的名称来考察其实质,都是以文采为基础。所以,“章”的体式明丽,而以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等为典范,做到精要但不粗略,明显但不肤浅。“表”的内容丰富,复杂多变,应以雅正的意义增其风力,用清新的文辞显其华丽。但真诚的作者文辞由情志驱遣,浮华的作者情志受文辞支配。必须做到繁简得当,华实相称,通畅流利,就合于写章表的法则了。借子贡的话来说,应该用心意来控制言辞,用言辞来表达心意,做到辞意一致。荀况认为,表达善意的话,比辞采华丽的文章还美好。这话也可说明辞意一致的道理。

  (四)  总之,陈述章表于宫阙,是为了向帝王劝善规过。因此,言辞必须正确明白,意义应该宏大深远。要严肃恭敬地处理得体,使从头到尾条理清晰。卓越的人物写作章表,一定是文辞优美而富有文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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