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经·任长

  臣闻料才核能,治世之要。自非圣人,谁能兼兹百行、备贯众理乎?故舜合群司,随才授位;汉述功臣,三杰异称。况非此俦,而可备责耶?

  (《人物志》曰:夫刚略之人,不能理微,故论其大体,则宏略而高远;历纤理微,则宕往而疏越。亢厉之人,不能回挠,其论法直,则括据而公正;说变通,则否戾而不入。宽恕之人,不能速捷,论仁义,则宏详而长雅;趋时务,则迟后而不及。好奇之人,横逆而求异,造权谲,则倜傥而瑰壮;案清道,则诡常而恢迂。

  又曰:王化之政,宜于统大,以之理小则迂;策术之政,宜于理难,以之理平则无奇;矫亢之政,宜于治侈,以之治弊则残;公刻之政,宜于纠奸,以之治边则失其众;威猛之政,宜于讨乱,以之治善则暴;伎俩之政,宜于治富,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。此已上皆偏材也。)

 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,强脊者使之负土,眇者使之推,伛者使之涂,各有所宜,而人性齐矣。管仲曰:“升降揖让,进退闲习,臣不如隰朋,请立以为大行;辟土聚粟,尽地之利,臣不如宁戚,请立以为司田;平原广牧,车不结辙,士不旋踵,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,臣不如王子城父,请立以为大司马;决狱折中,不杀不辜,不诬不罪,臣不如宾胥无,请立以为大理;犯君颜色,进谏必忠,不避死亡,不挠富贵,臣不如东郭牙,请立以为大谏。君若欲治国强兵,则五子者存焉;若欲霸王,则夷吾在此。”

  黄石公曰:“使智,使勇,使贪,使愚。智者乐立其功,勇者好行其志,贪者决取其利,愚者不爱其死。因其至情而用之,此军之微权也。”

  《淮南子》曰:“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(附子也),然而良医橐而藏之,有所用也。麋之上山也,大章不能企;及其下也,牧竖能追之。才有修短也。胡人便于马,越人便于舟。异形殊类,易事则悖矣。”

  魏武诏曰:“进取之士,未必能有行。有行之士,未必能进取。陈平岂笃行,苏秦岂守信耶?而陈平定汉业、苏秦济弱燕者,任其长也。”

  由此观之,使韩信下帏,仲舒当戎,于公驰说,陆贾听讼,必无曩时之勋,而显今日之名也。故任长之道,不可不察。

  (议曰:魏·桓范云:“帝王用人,度世授才。争夺之时,书策为先。分定之后,忠义为首。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,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。”古语云:“守文之代,德高者位尊;仓卒之时,功多者赏厚。”诸葛亮曰:“老子长于养性,不可以临危难;商鞅长于理法,不可以从教化;苏、张长于驰辞,不可以结盟誓;白起长于攻取,不可以广众;子胥长于图敌,不可以谋身;尾生长于守信,不可以应变;王嘉长于遇明君,不可以事暗主;许子将长于明臧否,不可以养人物。”此任长之术者也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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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我听说,考察、衡量人的才能,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。既然我们不是圣人,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,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?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,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;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,对张良、萧何、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。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,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?

  [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,刘邵的《人物志》大略概括如下:

  性格刚正、志向高远的人,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。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——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,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;严厉亢奋的人,不会灵活处事,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,正直公平,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;宽容迟缓的人,往往不讲办事效率,至于说到仁义,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,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;好奇求异的人,放纵不羁,追求新奇,运用权谋、诡计则卓异出众,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,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。

  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,适合于全局性、长远性的治理,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;讲究权谋的统治,适合于扶危救难,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;匡正时弊的统治,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,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;苛刻寡恩的统治,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,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;威猛暴烈的统治,适合于讨伐内乱,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;注重技能的统治,宜于发展经济,富国强民,用来解决贫穷衰弱,只能劳民伤财,给民众增加困苦。

  以上种种,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,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。]

  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,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,独眼人来推车,驼背的人来涂抹..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,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。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:“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,我不如阴朋,请让他来作大行吧;开荒种地,充分发挥地利,发展农业,我不如宁戚,请让他来作司田吧;吸引人才,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,我不如王子城父,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;处理案件,秉公执法,不滥杀无辜,不冤枉好人,我不如宾肯元,请让他来作大理吧;敢于犯颜直谏,不畏权贵,尽职尽忠,以死抗争,我不如东郭牙,请让他来作大谏吧。你若想富国强兵,那么,有这五个人就够了。若想成就霸业,那就得靠我管仲了。”黄石公说:

  “起用有智谋、有勇气、贪财、愚钝的人,使智者争相立功,使勇者得遂其志,使贪者发财,使愚者勇于牺牲。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,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。”]

  《淮南子》说:“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,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,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。麋鹿上山的时候,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,等它下山的时候,牧童也能追得上。这就是说,在不同的环境中,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。比如胡人骑马方便,越人乘船方便,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,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,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,就显得很荒谬了。”基于这一道理,魏武帝曹操下诏说:“有进取心的人,未必一定有德行。有德行的人,不一定有进取心。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?

  苏秦何曾守过信义?可是,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,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。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。”

  由此看来,让韩信当谋士,让董仲舒去打仗,让于公去游说,让陆贾去办案,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,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。所以,“任长”的原则,不能不仔细研究。

  [魏时桓范说:“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,合理使用人才。打天下的时候,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;天下安定之后,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。

  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,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。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,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。”古语说:“和平时期,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;战乱发生的时候,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。”诸葛亮说:“老子善于养性,但不善于解救危难;商鞅善于法治,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;苏秦、张仪善于游说,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;白起善于攻城掠地,但不善于团结民众;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,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;尾生能守信,但不能应变;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,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;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,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。”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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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任长》赏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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