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唐书·列传·卷一百零三

  刘蕡

  刘蕡,字去华,幽州昌平人,客梁、汴间。明《春秋》,能言古兴亡事,沈健 于谋,浩然有救世意。擢进士第。元和后,权纲驰迁,神策中尉王守澄负弑逆罪, 更二帝不能讨,天下愤之。文宗即位,思洗元和宿耻,将翦落支党。方宦人握兵, 横制海内,号曰“北司”,凶丑朋挻,外胁群臣,内掣侮天子,蕡常痛疾。

  太和二年,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,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,策曰:

  朕闻古先哲王之治也,玄默无为,端拱司契,陶氓心以居简,凝日用于不宰, 厚下以立本,推诚而建中,繇是天人通,阴阳和,俗跻仁寿,物无疵疠。噫!盛德 之所臻,夐乎其不可及已。三代令主,质文迭救,百氏滋炽,风流浸微,自汉以降, 足言盖寡。

  朕顾唯昧道,祗荷丕构,奉若谟训,不敢怠荒,任贤惕厉,宵衣旰食,讵追三 五之遐轨,庶绍祖宗之鸿绪。而心有未达,行有未孚,由中及外,阙政斯广。是以 人不率化,气或堙厄,灾旱竟岁,播植愆时。国廪罕蓄,乏九年之储;吏道多端, 微三载之绩。京师,诸夏之本也,将以观治,而豪猾逾检;太学,明教之源也,期 于变风,而生徒惰业。列郡在乎颁条,而干禁或未绝;百工在乎按度,而淫巧或未 息。俗恬风靡,积讹成蠹。其择官济治也,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,御下以法则耻格 不形;其阜财发号也,生之寡而食之众,烦于令而鲜于治。思所以究此缪盩,致之 治平,兹心浩然,若涉渊冰。故前诏有司,博延群彦,伫启宿懵,冀臻时雍。

  子大夫皆识达古今,志在康济,造廷待问,副朕虚怀,必当箴治之阙,辨政之 疵,明纲条之致紊,稽富庶之所急。何施革于前弊?何泽惠于下土?何脩而治古可 近?何道而和气克充?推之本源,著于条对。至若夷吾轻重之权,孰辅于治?严尤 底定之策,孰叶于时?元凯之考课何先?叔子之克平何务?惟此龟鉴,择乎中庸, 斯在洽闻,朕将亲览。

  蕡对曰:

  臣诚不佞,有正国致君之术,无位而不得行;有犯颜敢谏之心,无路而不得达。 怀愤郁抑,思有时而发。常欲与庶人议于道、商贾谤于市,得通上听,一悟主心, 虽被袄言之罪无所悔。况逢陛下询求过阙,咨访嘉谋,制诏中外,举直言极谏。臣 辱斯举,专承大问,敢不悉意以言?至于上所忌,时所禁,权幸所讳恶,有司所与 夺,臣愚不识,伏惟陛下少加优容,不使圣时有谠言受戮者,天下之幸也。谨昧死 以对:

  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,念玄默之化,将欲通天地以济俗,和阴阳以煦物,见 陛下虑道之深也。臣以为哲王之治,其则不远,惟致之之道何如耳。伏以圣策有祗 荷丕构而不敢荒宁,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,见陛下忧劳之至也。若夫任贤惕厉,宵 衣旰食,宜绌左右之纤佞,进股肱之大臣。若夫追踪三五,绍复祖宗,宜鉴前古之 兴亡,明当代之成败。心有未达,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;行有未孚,以上泽壅而不 得下浃。欲人之化,在脩己以先之;欲气之和,在遂性以导之。救灾旱在致精诚, 广播殖在视食力。国廪罕畜,本乎冗食尚繁;吏道多端,本乎选用失当。豪猾逾检, 繇中外之法殊;生徒惰业,繇学校之官废;列郡干禁,繇授任非人;百工淫巧,繇 制度不立。伏以圣策有择官济治之心,阜财发号之叹,见陛下教化之本也。且进人 以行,则枝叶安有难辨乎?防下以礼,则耻格安有不形乎?念生寡而食众,可罢斥 惰游;念令烦而治鲜,要察其行否。博延群彦,愿陛下必纳其言;造廷待问,则小 臣安敢爱死?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,审政辨疵之令,见陛下咨访之勤也。遂小 臣斥奸豪之志,则弊革于前;守陛下念康济之心,则惠敷于下。邪正之道分,而治 古可近;礼乐之方著,而和气克充。至若夷吾之法,非皇王之权;严尤所陈,无最 上之策;元凯之所先,不若唐尧考绩;叔子之所务,不若虞舜舞干。且非大德之中 庸、上圣之龟鉴,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?或有以系安危之机、兆存亡之变者,臣请 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。

  臣前所谓“哲王之治,其则不远”者,在陛下慎思之、力行之、始终不懈而已。 谨按《春秋》:元者,气之始也;春者,岁之元也。《春秋》以元加于岁,以春加 于王,明王者当奉若天道,以谨其始也。又举时以终岁,举月以终时,《春秋》虽 无事,必书首月以存时,明王者当承天之道,以谨其终也。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 者,以其运行不息也。陛下能谨其始,又能谨其终,懋而脩之,勤而行之,则执契 而居简,无为而不宰,广立本之大业,崇建中之盛德,安有三代循环之弊,百伪滋 炽之渐乎?臣故曰:“唯致之之道何如耳。”

  臣前所谓“若夫任贤惕厉,宵衣旰食,宜绌左右之纤佞,进股肱之大臣”,实 以陛下忧劳之至也。臣闻不宜忧而忧者,国必衰;宜忧而不忧者,国必危。陛下不 以国家存亡、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,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? 或万机之勤有所未至也?不然,何宜忧而不忧乎?臣以为陛下所先忧者,宫闱将变, 社稷将危,天下将倾,四海将乱。此四者,国家已然之兆,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。 夫帝业艰难而成之,固不可容易而守之。太祖肇其基,高祖勤其绩,太宗定其业, 玄宗继其明,至于陛下,二百余载,其间圣明相因,扰乱继作,未有不用贤士、近 正人而能兴者。或一日不念,则颠覆大器,宗庙之耻,万古为恨。臣谨按《春秋》, 人君之道,在体元以居正。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,有未尽者,臣得为陛下备 论之。夫继故必书即位,所以正其始也;终必书所终之地,所以正其终也。故为君 者,所发必正言,所履必正道,所居必正位,所近必正人。《春秋》:“阍弑吴子 余祭。”书其名,讥疏远贤士,昵刑人,有不君之道。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, 念《春秋》继故之诫。明法度之端,则发正言,履正道;杜篡弑之渐,则居正位, 近正人。远刀锯之残,亲骨鲠之直,辅相得以颛其任,庶寮得以守其官。奈何以亵 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,外专陛下之命,内窃陛下之权,威慑朝廷,势倾海内,群臣 莫敢指其状,天子不得制其心,祸稔萧墙,奸生帷幄,臣恐曹节、侯览复生于今日, 此宫闱将变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:“定公元年春王。”不言正月者,《春秋》以为 先君不得正其终,则后君不得正其始,故曰“定无正”也。今忠贤无腹心之寄,阍 寺专废立之权,陷先帝不得正其终,致陛下不得正其始,况太子未立,郊祀未脩, 将相之职不归,名器之宜不定,此社稷将危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:“王札子杀召伯、 毛伯。”《春秋》之义,两下相杀不书。此书者,重其颛王命也。夫天之所授者在 命,君之所存者在令。操其命而失之者,是不君也;侵其命而专之者,是不臣也。 君不君,臣不臣,此天下所以将倾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,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 晋,书其归者,能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,故《春秋》善之。今威柄陵夷,籓臣跋扈。 有不达人臣大节,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;不究《春秋》之微,称兵者在逐恶为义。 则典刑不繇天子,征伐必自诸侯,此海内之将乱也。故樊哙排闼而雪涕,袁盎当车 而抗辞,京房发愤以殒身,窦武不顾而毕命,此皆陛下明知之矣。臣谨按《春秋》, 晋狐射姑杀阳处父,书襄公杀之者,以其君漏言也。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,处父所 以及残贼之祸,故《春秋》非之。夫上漏其情,则下不敢尽意;上泄其事,则下不 敢尽言。故《传》有造膝诡辞之文,《易》有失身害成之戒。今公卿大臣,非不欲 为陛下言之,虑陛下不能用也。忽而不用,必泄其言,臣下既言而不行,必婴其祸; 适足钳直臣之口,而重奸臣之威。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,欲尽其意则有害成 之忧,裴回郁塞,以须陛下感悟,然后尽其启沃。陛下何不听朝之余,时御便殿, 召当世贤相老臣,访持变扶危之谋,求定倾救乱之术,塞阴邪之路,屏亵狎之臣, 制侵陵迫胁之心,复门户扫除之役,戒其所宜戒,忧其所宜忧。既不得治其前,当 治于后;不得正其始,当正其终。则可以虔奉典谟,克承丕构,终任贤之效,无宵 旰之忧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追踪三五,绍复祖宗,宜鉴前古之兴亡,明当时之成败”者。臣闻 尧、禹之为君而天下大治者,以能任九官、四岳、十二牧,不失其举,不贰其业, 不侵其职,居官唯其能,左右唯其贤,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,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, 考其安危,明其取舍。至秦二世、汉元成,咸愿措国如唐、虞,致身如尧、舜,而 终败亡者,以其不见安危之机,不知取舍之道,不任大臣,不辨奸人,不亲忠良, 不远谗佞也。伏惟陛下察唐、虞之所以兴,而景行于前;鉴秦、汉之所以亡,而戒 惧于后。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,庶官无贤士,今纪纲未绝,典刑犹在,人谁不欲致 身为王臣,致时为升平?陛下何忽而不用邪?又有居官非其能,左右非其贤,恶如 四凶,诈如赵高,奸如恭、显,陛下何惮而不去邪?神器固有归,天命固有分,祖 宗固有灵,忠臣固有心,陛下其念之哉!昔秦之亡也,失于强暴;汉之亡也,失于 微弱。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,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。臣伏见敬宗不虞亡秦之祸, 不翦其萌。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,以杜其渐,则祖宗之洪业可绍,三五之遐轨可 追矣。

  臣前所谓陛下“心有所未达,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;行有所未孚,以上泽壅而 不得下浃”;且百姓有涂炭之苦,陛下无繇而知;陛下有子惠之心,百姓无繇而信。 臣谨按《春秋》书“梁亡”不书“取”者,梁自亡也,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,上出 恶政,人为寇盗,皆不知其所以,终自取其灭亡也。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,重其社 稷也;社稷之所以重者,存其百姓也。苟百姓不存,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;社稷不 重,则人君不得保其尊。故治天下者,不可不知百姓之情。夫百姓者,陛下之赤子, 陛下宜令慈仁者视育之,如保傅焉,如乳哺焉,如师之教导焉。故人之于上也,恭 之如神明,爱之如父母。今或不然,陛下亲近贵幸,分曹建署,补除卒吏,召致宾 客,因其货贿,假以声势;大者统籓方,小者为守牧,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 害,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。故人之于上也,畏之如豺狼,恶之如仇敌。今 海内困穷,处处流散,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鳏寡孤独不得存,老幼疾病不得 养,加以国权兵柄颛于左右,贪臣聚敛以固宠,奸吏因缘而弄法,冤痛之声,上达 于九天,下入于九泉,鬼神为之怨怒,阴阳为之愆错。君门万重,不得告诉,士人 无所归化,百姓无所归命。官乱人贫,盗贼并起,土崩之势,忧在旦夕。即不幸因 之以病疠,继之以凶荒,陈胜、吴广不独起于秦,赤眉、黄巾不独生于汉,臣所以 为陛下发愤扼腕、痛心泣血也。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,陛下何繇而知之乎?陛下 有子惠之心,百姓安得而信之乎?使陛下行有所未孚,心有所未达,固其然也。臣 闻汉元帝即位之初,更制七十余事,其心甚诚,其称甚美。然纪纲日紊,国祚日衰, 奸宄日强,黎元日困,繇不能择贤明而任之,失其操柄也。自陛下即位,忧勤兆庶, 屡降德音,四海之内,莫不抗首而长息,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。伏惟陛下慎终如 始,以塞四方之望。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,持兵柄以归于将,去贪臣聚敛之政,除 奸吏因缘之害,惟忠贤是近,惟正直是用,内宠便僻无所听焉。选清慎之官,择仁 惠之长,敏之以利,煦之以和,教之以孝慈,导之以德义,去耳目之塞,通上下之 情,俾万国欢康,兆庶苏息,即心无不达,而行无不孚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欲人之化也,在脩己以先之”,臣闻德以脩己,教以导人。脩之也, 则人不劝而自立;导之也,则人不教而率从。君子欲政之必行也,故以身先之;欲 人之从化也,故以道御之。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,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,岂 立教之旨未尽其方邪?夫立教之方,在乎君以明制之,臣以忠行之。君以知人为明, 臣以正时为忠。知人在任贤而去邪,正时则固本而守法。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, 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,本不固则人流,法不守则政散,而欲教之必至,化之必 行,不可得也。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,举贤正而不遗其疏远,则化浃朝廷矣。 爱人而敦本,分职而奉法,脩其身以及其人,始于中而成于外,则化行天下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欲气之和也,在遂其性以导之”者,当纳人于仁寿也。夫欲人之仁 寿也,在立制度,脩教化。夫制度立则财用省,财用省则赋敛轻,赋敛轻则人富矣; 教化脩则争竞息,争竞息则刑罚清,刑罚清则人安矣。既富矣,则仁义兴焉;既安 矣,则寿考至焉。仁义之心感于下,和平之气应于上,故灾害不作,休祥存臻,四 方底宁,万物咸遂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救灾旱在乎致精诚”者。臣谨按《春秋》,鲁僖公一年之中,三书 “不雨”者,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;文公三年之中,一书“不雨”者,以其人君 无闵人之心也。故僖致诚而旱不害物,文无恤闵而变则成灾。陛下有闵人之志,则 无成灾之变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广播殖在乎视食力”者。臣谨按《春秋》:“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 勤。人勤于力则功筑罕,人勤于财则贡赋少,人勤于食则百事废。”今财食与力皆 勤矣,愿陛下废百事之用,以广三时之务,则播植不愆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国廪罕蓄,本乎冗食尚繁”者。臣谨按《春秋》:“臧孙辰告籴于 齐。”《春秋》讥其无九年之蓄,一年不登而百姓饥。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耕殖, 省不急之费以赡黎元,则廪蓄不乏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吏道多端,本乎选用失当”者,繇国家取人不尽其材、任人不明其 要故也。今陛下之用人也,求其声而不求其实,故人之趋进也,务其末而不务其本。 臣愿核考课之实,定迁序之制,则多端之吏息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豪猾逾检,繇中外之法殊”者,以其官禁不一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, 齐桓公盟诸侯不日,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,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,率奉王官之法, 故《春秋》备而书之。然则官者,五帝、三王之所建也;法者,高祖、太宗之所制 也。法宜画一,官宜正名。今又分外官、中官之员,立南司、北司之局,或犯禁于 南则亡命于北,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,法出多门,人无所措,繇兵农势异,而中 外法殊也。臣闻古者因井田以制军赋,间农事以脩武备,提封约卒乘之数,命将在 公卿之列,故兵农一致,而文武同方,以保乂邦家,式遏乱略。太宗置府兵台省军 卫,文武参掌,闲岁则橐弓力穑,有事则释耒荷戈,所以脩复古制,不废旧物。今 则不然。夏官不知兵籍,止于奉朝请;六军不主武事,止于养阶勋。军容合中官之 政,戎律附内臣之职。首一戴武弁,疾文吏如仇雠;足一蹈军门,视农夫如草芥。 谋不足以翦除奸凶,而诈足以抑扬威福;勇不足以镇卫社稷,而暴足以侵害闾里。 羁绁籓臣,干陵宰辅,隳裂王度,汩乱朝经。张武夫之威,上以制君父;假天子之 命,下以御英豪。有藏奸观衅之心,无伏节死难之谊。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!臣 愿陛下贯文武之道,均兵农之功,正贵贱之名,一中外之法,还军卫之职,脩省署 之官;近崇贞观之风,远复成周之制:自邦畿以刑下国,始天子而达诸侯,可以制 猾奸之强,无逾检之患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生徒惰业,繇学校之官废”者,盖国家贵其禄,贱其能,先其事, 后其行,故庶官乏通经之学,诸生无脩业之心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列郡干禁,繇授任非人”者,臣以为刺史之任,治乱之根本系焉, 朝廷之法制在焉,权可以御豪强,恩可以惠孤寡,强可以御奸寇,政可以移风俗。 其将校曾更战阵,及功臣子弟,请随宜酬赏。苟无治人之术者,不当任此官,即绝 干禁之患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百工淫巧,繇制度不立”者,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,禁以 金银珠玉,锦绣雕镂。不蓄于私室,则无荡心之巧矣。

  臣前所谓“辨校叶”者,繇考言以询行也;臣前所谓“形于耻格”者,繇道德 而齐礼也;臣前所谓“念生寡而食众,可罢斥惰游”者,已备于前矣。臣前所谓 “令烦而治鲜,要察其行否”者,臣闻号令者,治国之具也。君审而出之,臣奉而 行之,或亏益止留,罪在不赦。今陛下令烦而治鲜,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?

  臣前谓“博延群彦,愿陛下必纳其言;造廷待问,则小臣其敢爱死”者。昔晁 错为汉削诸侯,非不知祸之将至,忠臣之心,壮夫之节,苟利社稷,死无悔焉。臣 非不知言发而祸应,计行而身僇,盖痛社稷之危,哀生人之悔,岂忍姑息时忌,窃 陛下一命之宠哉?昔龙逄死而启商,比干死而启周,韩非死而启汉,陈蕃死而启魏。 今臣之来也,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,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,退必戮于权臣之手,臣 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,固臣之愿也。所不知杀臣者,臣死之后,将孰为启之哉!

  至如人主之阙,政教之疵,前日之弊,臣既言之矣。若乃流下土之惠、脩近古 之治而致和平者,在陛下行之而已。然上之所陈者,实以臣亲承圣问,敢不条对。 虽臣之愚,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、皇王之要道。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,奉宗庙 以教人孝,养高年以教人悌长,字百姓以教人慈幼,调元气以煦育,扇大和以仁寿, 可以消摇无为,垂拱成化。至若念陶钧之道,在择宰相以任之,使权造化之柄;念 保定之功,在择将帅以任之,使脩阃外之寄;念百度之求正,在择庶官面任之,使 颛职业之守;念百姓之怨痛,在择良吏以任之,使明惠养之术。自然言足以为天下 教,动足以为天下法,仁足以劝善,义足以禁非,又何必宵衣旰食,劳神惕虑,然 后致治哉!

  是时,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、太常少卿贾餗、库部郎中庞严见蕡对嗟伏,以 为过古晁、董,而畏中官眦睚,不敢取。士人读其辞,至感概流涕者。谏官御史交 章论其直。

  于时,被选者二十有三人,所言皆冗龊常务,类得优调。河南府参军事李郃曰: “蕡逐我留,吾颜其厚邪!”乃上疏曰:“陛下御正殿求直言,使人得自奋。臣才 志懦劣,不能质今古是非,使陛下闻未闻之言,行未行之事,忽忽内思,愧羞神明。 今蕡所对,敢空臆尽言,至皇王之成败,陛下所防闲,时政之安危,不私所料,又 引《春秋》为据,汉、魏以来,无与蕡比。有司以言涉讦忤,不敢闻。自诏书下, 万口籍籍,叹其诚鲠,至于垂泣,谓蕡指切左右,畏近臣衔怒,变兴非常,朝野惴 息,诚恐忠良道穷,纲纪遂绝,季汉之乱,复兴于今。以陛下仁圣,近臣故无害忠 良之谋;以宗庙威严,近臣故无速败亡之祸。指事取验,何惧直言?且陛下以直言 召天下士,蕡以直言副陛下所问,虽讦必容,虽过当奖,书于史策,千古光明。使 万有一蕡不幸死,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谠直,结雠海内,忠义之士,皆惮诛夷,人心 一摇,无以自解。况臣所对,不及蕡远甚,内怀愧耻,自谓贤良,奈人言何!乞回 臣所授,以旌蕡直。臣逃苟且之惭,朝有公正之路,陛下免天下之疑,顾不美哉!” 帝不纳。郃字子玄,后历贺州刺史。

  蕡对后七年,有甘露之难。令狐楚、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,皆表蕡幕府,授 秘书郎,以师礼礼之。而宦人深嫉蕡,诬以罪,贬柳州司户参军,卒。

  始,帝恭俭求治,志除凶人,然懦而不睿,臣下畏祸不敢言,故蕡对极陈晋襄 公杀阳处父以戒帝,又引阍弑吴子,阴赞帝决。帝后与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,守澄 废帝弟漳王而斥申锡,帝依违其间,不敢主也。贾餗与王涯、李训、舒元舆位宰相, 以谋败,皆为中官夷其宗,而宦者益横,帝以忧崩。

  及昭宗诛韩全诲等,左拾遗罗衮上言:“蕡当太和时,宦官始炽,因直言策请 夺爵土,复扫除之役,遂罹谴逐,身死异土,六十余年,正人义夫切齿饮泣。比陛 下幽东内,幸西州,王室几丧。使蕡策早用,则杜渐防萌,逆节可消,宁殷忧多难, 远及圣世耶!今天地反正,枉魄愤胔,有望于陛下。”帝感悟,赠蕡左谏议大夫, 访子孙授以官云。

  赞曰:汉武帝三策董仲舒,仲舒所对,陈天人大概,缓而不切也。蕡与诸儒偕 进,独讥切宦官,然亦太疏直矣。戒帝漏言,而身诵语于廷,何邪?其后宋申锡以 谋泄贬,李训以计不臧死,宦者遂强,可不戒哉!意蕡之贤,当先以忠结上,后为 帝谋天下所以安危者,庶其纾患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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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刘蕡的字叫去华,是幽州昌平县人,客居在梁地、汴州一带。他精通《春秋》,能分析古今兴亡的原因,沉稳并擅长计谋,慷慨有拯救国家的抱负。他考中了进士。元和年后期,法纪混乱大权旁移,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杀死了唐宪宗,换了两代皇帝都不能处罚他,全国人都感到愤慨,唐文宗登基,想报唐宪宗的旧仇,消灭他的党羽。当时宦官掌握了兵权,随意支配全国,号称“北朝廷”,坏人聚集,在宫外威胁百官,在宫内牵制、欺负皇帝,他常感到痛心。

  大和二年(828),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科举考试,皇帝把一百多位儒生召到朝廷,出试题说:我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,清静随顺,无为而治,政不繁民心归附,不干预遇事守法,使人民富足来建立根本,用诚心建立公正,因此天意和人心相通,阴阳和谐,人民仁德长寿,万物没有疾病。

  啊!那高尚仁德达到的境界,简直是无法赶上的。夏、商、周三代贤君,质朴和文采互相补充,诸子学说盛行,政治逐渐衰退,从汉代以后,能称道的少有。

  我虽然不懂仁德,但继承了大业,将这些作为法则,不敢怠慢,任用贤才,兢兢业业、起早贪黑,不敢说追赶三王五霸的伟绩,只是想继承祖辈的大业。但心里有没想到的,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,上从朝廷下到各地,治理上的失误很多。

  所以人民没全都教化好,人民心情不舒畅,连年旱灾,不能按时播种种植。国家仓库储蓄很少,没有九年的储备;官吏任用五花八门,不是全经过了三年的考绩。

  京城,是华夏的根本,人们从这里看全国的治理,但有豪强违法;太学,是推行教化的基地,改变风俗的希望所在,但学生有的荒废了学业。治理各地重在颁行条例,但还是有人违令;工匠重在按法度施工,但不断有人变新花样。满不在乎的风气盛行,小错积累成大祸害。选择官吏治理百姓,听别人报告真假难以分辨,用法律惩罚臣民,又怕他们不知自律。

  在增加财富发布政令方面,生产财富的少、消耗财富的多,政令繁多但收效却甚微。想要根除这些弊病,建成太平盛世,心里没有把握,像涉过深水一样。因此下令有关部门,广招贤才,来告诉我过去不懂的道理,以期建成太平盛世。

  你们都博古通今,立志治好国家,到朝廷来回答问题,正合我求贤若渴的心意,一定会指出治理不足、政令不当、法令紊乱的地方,找出使国家富裕的当务之急。对以前的弊病怎样改革?怎样为百姓造福?怎样治理可接近古代盛世?

  怎样治理可使上下和谐?找出根源,写成文章。至于管仲轻重篇理论的权衡,哪些对治理有帮助?严尤建成盛世的谋略,哪些合于现在?人才的考察先抓什么?羊祜的平定方略哪些可以实行?以他们作为借鉴,选择恰当的,只要能增长见识,我将亲自观看。

  他答道:我确实不聪明,但有治好国家使皇帝成为圣明君主的办法,没有职位不能实行;有不怕触犯敢于劝谏的心愿,没有机会不能上达皇上。心怀抑郁,想有机会报效。常想和平民在路上、和商人在市场上议论,能传到皇上耳朵里,对皇上有点帮助,即使因奇谈怪论被判罪也不后悔。何况碰到皇上询问失误,征求良策,对朝廷内外颁诏令,举行直言进谏的考试。我既然参加了考试,又承蒙皇上出题,怎敢不说出所有想说的话。至于皇上是否忌讳,现在是否禁止,权贵幸臣是否讨厌,有关部门是否录取,我一概不考虑,希望皇上多加宽容,不使圣明时代有因说直话被处死的,就是国家的幸运了。我冒着死罪回答于下:皇上考题谈到思念古代圣王的治理,无为而治的教化,想沟通天意人心来改变风俗,使阴阳和谐来养育万物,可见皇上考虑治道的深入。我认为古代圣王的治理,那榜样并非不可企及,只看用什么办法去达到罢了。皇上考题说继承大业不敢贪图享乐,奉为法则而不敢怠慢忽略,可见皇上有为百姓操劳的志向。

  如果任用贤才,兢兢业业,起早贪黑,就应贬逐身边的小人和奸臣,任用可做栋梁的重臣。如果要赶上三王五霸的政绩,继承祖辈的伟业,就应借鉴古代的兴衰,明晓现在的成败。心里有没想到的,是因为下面的情况被阻隔没能反映上来;政令有时不能使人信服,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多受拦阻不能造福百姓。想把人民都教化好,应先修身做榜样;想要人民心情舒畅,应顺应民心加以疏导。救旱灾应感动上天,想多种植那么国事应根据人民收割和耕种来安排。国家没有储蓄,是因为吃闲饭的太多;官吏任用五花八门,是因为选择任用不恰当。豪强违法,因宫廷内外法令不一致;太学学生荒废学业,是因为学校的职能废弃了;各地方违反命令,是因任用的人不好;工匠变新花样,是因为制度没建立。皇上考题有选择官吏治理百姓的心愿,增加财富发布政令的感慨,可以知道皇上教化的根本。按实绩选拔人才,真和假怎会难以分辨呢?用礼制要求臣民,他们怎会不知自律呢?知道生产财富的少消耗财富的多,应贬斥懒惰和游说的人;知道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,要明察政令是否执行了。广招贤才,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们的劝谏;到朝廷来参加考试,我怎敢怕死不说?皇上考题有求贤才指出治理不足的话,审查政令辨别不当的指示,可见皇上征求意见的心情。如果满足了我贬逐奸臣豪强的愿望,以前的弊政就会被革除;保存皇上富国利民的志向,恩惠就会广布全国。能分清治理方法的好坏,可以接近古代贤君的政绩;礼乐制度得以遵行,国家就和谐了。管仲的方法,还不是天子应取的;严尤论述的,也没有最好的谋略;人才的考察,没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;羊祜的平定方略,不如虞舜用文德感化。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德政,皇上不需效法,哪里值得对皇上说呢?对于那些关系国家安危、预示国家存亡的,我请求为皇上竭诚分析、强调一下。

  我上面所说“古代圣王的治理,那榜样并非不可企及”,是指只要皇上慎重思考,努力实行,始终不松懈就行。按《春秋》所说,元是万物的开始,春是一年的开始。《春秋》用元来称第一年,把春字写在王字前,是表明帝王应像奉行天道一样,来慎重地对待开端。又列举季节来表示一年的终结,列举月份来表示季节的终结。《春秋》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,也一定写下起始的月份来记载季节,表明帝王应该奉行天道,来慎重地对待终结。帝王治国的起始和终结都一定要取法于天的原因,是因为天不断运行。

  皇上如能慎重地对待开端,又能慎重地对待终结,努力地治理,勤勉地施行,就能治理好国家使人民宽厚,清静随顺但不违法度,发扬使人民富足的大业,光大建立公正的高风,哪有三代贤君互相重复的弊病、诸子伪学逐渐盛行的问题呢?

  所以我说:“只看用什么办法去达到罢了。”

  我上面说到“任用贤才,兢兢业业,起早贪黑,应贬逐身边的小人和奸臣,任用可做栋梁的重臣”,认为这是皇上应忧虑操心的大问题。我听说帝王忧虑不该忧虑的事,国家一定衰弱;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,国家一定危险。皇上不问我们国家存亡,朝廷安危,我不知道皇上是觉得我们微贱不值得参与重大决策呢?还是太忙没有考虑到这上来呢?否则,为什么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呢?我认为皇上应首先忧虑的事,是宫廷将发生变乱,朝廷将出现危险,国家将遭灭亡,全国将发生动乱。这四方面,国内已经有了苗头,所以我认为皇上应先忧虑这些。国家大业创始艰难,守业当然也不会容易。

  太祖皇帝奠定了基础,高祖皇帝付出了辛劳,太宗皇帝开创了大业,玄宗皇帝又发扬光大,一直到皇上,已有两百多年,中间既不断有明哲的治理,也不断有忧虑和祸乱发生,没有不任用贤人、亲近正人君子而能使国家兴盛的,只要一天不考虑这些,就有可能国家灭亡,成为祖宗的耻辱、万年的憾事,按《春秋》所说,帝王的职责,在于体察天意来正确治理。

  过去董仲舒对汉武帝把主要的都说了,有没说到的,我愿为皇上补充论述一下。

  继承先帝帝位时史官一定要写登基,这是用来表示即位是正当的;皇帝去世一定要记载去世的地点,这是表示是寿终正寝的。所以当帝王的,他说的必定是合乎正道的举措,他掌握的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权力,他接近的必定是正派的人。

  《春秋》说:“守门人杀死了吴国子爵余祭。”直接写他的名字,是批评他疏远贤人,亲近受过刑的人,有不合君道的行为。希望皇上不忘祖先开创国家的辛劳,记住《春秋》继承先帝帝位的告诫。

  使法令严明的开端,应说合乎正道的话,实行正道的举措;杜绝篡位杀帝王的发展,就应掌握不折不扣的权力,接近正派的人。疏远宦官,亲近正直的人,宰相们能独立掌管朝中的事务,百官能履行他们的职责。为什么让身边五六个人独揽了全国的政务,对外地单独用皇上的名义发号施令,在朝内窃取了皇上的权力,在朝廷作威作福,在全国横行霸道,百官不敢指责他们的行为,皇上不能制服他们的恶意,灾祸在宫中酝酿,阴谋在身边产生,我担心曹节、侯览又产生在今天,这是宫廷将发生变乱了。《春秋》说“:鲁定公在第一年春天做了鲁王。”没有称正月的原因,是《春秋》认为前王不能寿终正寝,那么后王也不能算是正当的,所以说“鲁定公没有正月”。现忠臣贤人不能成为皇上的亲信,宦官独揽废黜拥立皇帝的大权,使故世皇帝不能寿终正寝,也使皇上不能正当即位,何况皇太子还没有决定,祭祀还没举行,将军宰相的权力没有归还,正确的地位尊卑没有确立,这是国家将出现危险了。《春秋》说“:王札子杀死了召伯、毛伯。”按《春秋》的惯例,臣子互相攻杀不记载。这里记载了,是看重他独占了君王的命令。上天授予的叫天命,君王发布的是命令。接受天命却又丧失了,是不合君道;侵占君王的命令并独自占有,是不合臣道,君不合君道,臣不合臣道,这是国家遭灭亡了。

  《春秋》说,晋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不按命令进入了晋都,写他进入,是因为他能驱逐国君身边的坏人来使国君安全,所以《春秋》褒奖他。现在皇权遭侵夺,藩镇横行霸道。如有不懂臣下大义的,首先叛乱的将用使国家平安作为名义;不探究《春秋》深义,动武的将借口驱除恶人。那么刑罚就不归皇上掌握了,征讨一定会由藩镇掌握,这是全国将发生动乱了。因此樊哙闯门流泪进谏,袁盎拦着车陈辞,京房因愤怒而被处死,窦武不怕献出生命,这都是皇上明明知道的。

  根据《春秋》,晋狐射姑杀死了阳处父,却记载为晋襄公杀死了他的原因,是因为他的国君泄露了他的话。晋襄公不能保守秘密,阳处父因此被杀死了,所以《春秋》贬斥他。皇上泄漏意见,臣下就不敢全心全意;皇上泄漏事情,臣下就不敢都说,因此《传》有臣下受亲近却不说直话的记载,《周易》有丧失性命反而坏事的告诫。现公卿重臣,不是不想对皇上说这些,是担心皇上不能采纳。忽略而不采纳,一定会泄漏他的话,臣子说了不被采用,一定会因此遭殃;这只会堵塞正直臣子的嘴,增加奸臣的威风。所以忠臣想说出全部心里话就有丢命的担心,想说明全部意图就有反而坏事的顾虑,徘徊抑郁,想等待皇上醒悟,然后再竭诚劝谏,皇上为什么不在上朝后的闲暇时间里,不时到旁边的宫殿里,召见贤明的宰相和老臣,询问应变防祸的计谋,访求挽救危亡动乱的办法,堵塞阴谋邪恶的通道。贬斥身边邪恶的臣子,抑制他们侵权威逼的野心,恢复他们守门清扫的劳役,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纪,操心他们应该操心的事。虽已不能治理好以前的事,但应治理好以后的事;不能端正开始,应该端正终结,这样就能够虔诚地奉行前代经典,能经承先帝的大业,发挥贤才的作用,没有起早贪黑的忧虑了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如果要赶上三王五霸的政绩,继承祖宗的伟业,应借鉴古代的兴衰,明晓现在的成败”,我听说唐尧、夏禹任帝王国家大治的原因,是能够任用九官、四岳、十二牧,不失时机地提拔人才,不妨碍他们履行职责,不侵夺他们的权力,任官只看他的才能,只有贤人才亲近,贤才在手下即使微贱也一定提拔,四凶在朝中即使势力大也一定要处死,考虑安危,辨明取舍。秦二世,汉元、成皇帝,都想使国家像有唐和有虞,使自己像尧和舜,但终于失败灭亡的原因,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安危的关键,不知道取舍的标准,不任用重臣,没认出坏人,不亲近忠臣贤人,不疏远奸臣。只要皇上明察唐尧、虞舜兴盛的原因,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;借鉴秦、汉灭亡的原因,作为现在的警诫。皇上不要认为朝廷没有好宰相,百官没有贤才。现在法度还没废弃,刑法仍然存在,人民哪个不想做皇上的臣子,使现在成为太平盛世?皇上为什么忽视而不任用他们呢?有人任官没有才能,在皇上身边却并非贤才,凶恶得像四凶,狡诈得像赵高,奸邪得像弘恭、石显,皇上为什么害怕而不除掉他们呢?

  国家已有归属,天意仍未改变,祖宗神灵保佑,贤臣怀有忠心,皇上想想这些吧!

  过去秦朝灭亡,是过于残暴;汉朝灭亡,是过于软弱。过于残暴奸臣怕死就谋害君主,过于软弱强暴的臣子窃取了权力就威胁君主。我已看到敬宗皇帝不防备秦代灭亡的灾祸,不防微杜渐,希望皇上深思汉代灭亡的担忧,防止灾祸发展,那么祖宗的伟业可以继承,三王五霸的政绩就可以赶上了。

  我上面说皇上“心里有没有想到的,是因为下面的情况被阻隔没能反映上来,政令有时不符合愿望,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受拦阻不能造福百姓”,百姓有深重苦难,皇上不能知道,皇上有爱护百姓的心愿,但百姓不能信服。我看到《春秋》写“梁国灭亡”却不写“被攻占”,是认为梁国是自己灭亡的,是认为当权者头脑昏乱、耳目闭塞、统治残暴,人们都当了强盗,他们却不知怎么办,终于自取灭亡。我听说君王尊显的原因,是看重他的国家,看重国家的原因,是他的人民存在。如果人民不存在,那么即使有国家也不能保证别人看重;国家不被人看重,那么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尊显。所以治理国家的人,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愿望。

  百姓是皇上的儿女,皇上应命慈爱、仁德的人看护、养育他们,像保姆那样关怀,像喂奶那样养育,像老师那样教诲。所以人民对官长,像对神灵那样恭敬,像对父母那样爱戴。现在有时却不是这样,皇上亲近权贵幸臣,他们按职务建立官署,任免官吏,豢养门客,皇上给他们金钱,给他们权势,大的统治一片地方,小的掌管一州,大官没有清廉慈爱的政绩却有贪婪的危害,小官没有忠诚的节操却有作恶欺骗的罪行。所以人民对于官长,像对豺狼那样害怕,像对仇敌那样厌恶。现全国人民贫困,到处都有流亡失散的人,挨饿的人没有吃的,受冻的人没有穿的,鳏夫、寡妇、孤儿、孤老没人抚恤,老人、小孩、患病者没人照顾,加上国家和军队的权力被皇上身边的人独掌,贪官搜刮民财来保持恩宠,污吏因为关系歪曲法令,喊冤叫苦的声音,上冲云霄,下入黄泉,鬼神为此怨恨发怒,阴阳就为此失调。皇上被人阻隔,人们不能去报告,士人无处归向,人民无处效忠。

  官吏昏乱,人民贫困,到处都有强盗,国家崩溃的局势,担心马上就会出现。如果不幸又有疾病流行、灾荒出现,陈胜、吴广不单出现在秦代,赤眉、黄巾起义不单产生在汉朝,这就是我为皇上感到激动、痛心的原因。像这样老百姓即使有深重的苦难,皇上怎么能知道呢?皇上有对百姓像儿子样爱护的心愿,老百姓怎么能相信呢?使皇上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,心里有没有想到的,这是必然的。我听说汉元帝登基初期,改变了七十多项制度,他的用意非常诚恳,他的声誉非常高。但法令日益紊乱,国家日益衰弱,坏人日益强大,百姓日益贫困,这是因为他不能选择、任用贤才,失去了对臣下的控制。自从皇上登基,为百姓们操劳,多次颁布诏令,全国人民,没有不敬仰赞叹的,都自己庆幸又从死路上得到了再生。希望皇上有始有终,以满足人民的愿望。如果能将国家的权力交还给宰相,将兵权交还给将领,废除贪官搜刮民财的政令,消除污吏看关系枉法的祸害,只亲近忠臣贤人,只任用正人直臣,不听信受宠奉承的人。挑选清廉、慎重、仁爱、慈惠的官员,用利益使他们勤勉,用仁爱使他们感到温暖,用孝敬和慈爱去教诲他们,引导他们遵行道德礼义,除掉堵塞耳目的人,沟通上下的愿望,使藩国欢欣,万民生息,那么就会心里没有不知道的,政令没有不使人信服的了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想把人民都教化好,应先修身做榜样”,我听说德是用来修身的,教是用来引导别人的。君子修好自己的道德,人们不用劝告就会自己立德;用修身来引导他们,人们不用教诲都会跟随。君子如希望政令必定被遵行,所以就自己做表率;想人们都听从教化,因此用道来驾御他们。现在皇上以身作则但政令没被必定遵行,用道驾御但人们没有听从教化,是否建立教化没有掌握方法呢?建立教化的方法,应是君王用明智来控制,臣子尽忠心来实行。君王以了解臣子为明智,臣子以辅助时政为忠。了解臣子就应任用贤人并驱除邪恶,辅助时政就应巩固根本并遵守法纪。

  不任用贤人用重赏也不能够勉励善人,不驱除邪恶用重刑也不能够禁止违法,根本不巩固人民就会流离失所,不遵法纪权力就会分散,这样想要人们听从教化,按教化施行,是不可能的。皇上如能贬斥奸臣而不偏袒近侍,提拔贤人不遗漏卑贱,那么教化就能在朝廷得到贯彻。

  爱护人民而重视根本,各负其责又奉公守法,注重自身修养再去要求别人,先在朝廷实行再扩大到朝外,那么教化就能在全国实施了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想要人民心情舒畅,应顺应民心加以疏导”,是指应使人民仁德、长寿。要想人民仁德长寿,应建立规章,修明教化。建立规章费用就会减省,费用减省赋税就会减轻,赋税减轻人民就富足了。教化修明就没有争斗,没有争斗就不用刑罚,不用刑罚人民就安宁了。人民富足了,仁义之道就兴盛了;人民安宁了,就长寿了。仁义之道感动了大地,安宁元气感动了上天,所以灾害就不会发生,吉兆就会出现,各地就太平无事,万物就蓬勃生长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救旱灾应感动上天”,据《春秋》记载,鲁僖公在一年之中,三次写了“没下雨”,这是因为君王同情人民,鲁文公在三年中,只写了一次“没下雨”,是因为君王不同情人民。因为鲁僖公有同情人民的诚意,所以天旱却没有影响收成,鲁文公不同情人民,天旱就成了灾害。皇上同情人民,那么就不会成为灾害了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要想多种植,那么国事应根据人民收割和耕种来安排”,《春秋》说“:做君王的应随时看百姓在忙什么。

  百姓在忙耕种就不要兴劳役,百姓在为财富劳碌就应减轻赋税,百姓在为饣胡口奔忙就停止一切耗费。”现在百姓为了财富、饣胡口和耕种在操劳,希望皇上停止各种事务的耗费,来增加春夏秋三季的投入,那么耕种就不会有缺失了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国家没有储蓄,是因为吃闲饭的太多”,《春秋》记载说“:臧孙辰向齐国借粮。”《春秋》指责他没有九年的积蓄,一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就挨饿。我希望斥退游说懒惰的人来鼓励耕种养殖,减省不急需的费用来供给人民,那么储蓄就不会缺乏了。

  我上面说“官吏任用五花八门,是因为选择任用不恰当”,是因为朝廷取士不能发挥他的全部才干,任用人不知道关键。现在皇上任用人才,只求声誉不管实绩,所以人们为了升官,只图虚名不管实际。我希望考核官吏的实绩,规定官吏升迁的顺序,那么五花八门的官吏任用就停止了。

  我上面说“豪强违法,是因为宫廷内外法令不一致”,是指朝廷、宫中禁令不一致。根据《春秋》,齐桓公和诸侯会盟不记载日期,但葵丘会盟却记载了日期,这是赞美他能够宣布周天子的法令,遵奉官员的规定,所以《春秋》详细地记载了这事。官职是五帝、三王设置的;法规是高祖、太宗皇帝制定的。法规应一致,官职应合乎名分。现又分宫外官员、宫中官员,形成南朝廷、北朝廷的格局,有人在南朝廷犯法就逃到北朝廷去,有人被宫外判刑却被宫内赦免,法令不由一方决定,人们不知怎么办,这是因为军队和农夫制度不一致,宫里宫外法令不相同。我听说古代按田制来承担军费,在农闲时练兵,按封地决定军队数量,在官员中任命将领,因此军队和农夫的制度一致,文武官员一样,用这来保护国家安宁,遏制阴谋。太宗皇帝设了各级军职,用文武官员一起掌管,没有战事就收起武器种庄稼,有战事就放下农具拿起武器,用这方法恢复古代制度,不废弃过去的制度。现在却不这样。兵部尚书不管军队,只是上朝请安;军职不管作战,只是用来褒奖功勋。观军容使总管宦官的事务,禁卫被宦官掌管。一戴上头盔,恨文官就像仇敌;一进入军队,看农夫就像尘土。不能用计谋铲除凶暴,只会用权诈作威作福;没有勇气保卫国家,只会残暴侵犯人民。控制藩镇将领,欺负宰相,破坏制度,扰乱朝政。依靠军队的力量,向上控制了君王,假托皇上的命令,向下驾御英雄豪杰。只知耍阴谋利用矛盾,不知按节操为国献身。这难道与祖先安排文武官职的本意相合吗?我希望皇上将文武官员职掌结合起来,把军队和农夫的任用结合起来,端正高贵和低贱的名分,统一宫里宫外的制度,归还军队的职能,整顿朝廷的官制,效法近代贞观年的规定,恢复远古周朝的制度,从京城推广到各地,从皇上一直到藩镇,这样就能制服强横的奸臣,没有违法的担忧了。

  我上面说“太学学生荒废学业,是因为学校的职能废弃了”,是指朝廷看重禄位,看轻才能,看重他的出身,看轻他的操行,所以百官不能精通学术,太学学生也没有学习的愿望了。

  我上面谈到“各地方违反命令,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好”,我认为州刺史的官职,是治理好坏的根本、朝廷法令的基础,他们的权力能驾御豪族,仁惠能抚恤孤儿寡妇,力量能抵御盗寇,政令能改变风俗。他的将领如打过仗,和功臣的儿子弟弟一样,请让他按情况奖赏,如果没有治理人民能力的,不应任这官,这样就可以消灭违反命令的祸害了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工匠变新花样,是因为制度没建立”,我请求按官职级别规定他的用具、车辆和服装,禁止用金银、珍珠、宝玉装饰,锦绣雕刻的工匠私人不能拥有,那么就没有奢侈的新花样了。

  我上面所说“辨别真和假”,是指从考查言论到考查行为;我前面所说“知道自律”,是通过道德使他们遵行礼制。

  我上面所说“知道生产财富的少消耗财富的多,应贬斥懒惰和游说的人”,已在上面详细论述了。

  我上面说到“政令繁多收效甚微,要明察政令是否执行了”,我听说政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,君王审慎发布,臣下恭敬实行,如有打折扣、增加、不执行和扣留的,治罪决不轻饶。现皇上政令繁多,但收效甚微,是否执行政令的人有欺骗行为呢?

  我上面说到“广招贤才,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们的劝谏;到朝廷来参加考试,我怎敢怕死不说”,过去晁错为汉朝削弱众王国,不是不知道灾祸将要降临,只是有忠臣的心愿、壮士的节操,只要对国家有利,死了也不后悔。我不是不知道说了话会惹祸,计谋被采纳了也会被杀害,但对国家的危难感到悲痛,对人民的痛苦感到伤心,哪里忍心顺从现在恶人的忌讳,窃取皇上一官半职呢?过去关龙逢被杀预示了商朝的建立,比干被杀预示了周朝的建立,韩非子被杀预示了汉朝的建立,陈蕃被杀预示了魏国的建立。

  我今天到这里来,有关部门可能不敢上报我的文章,皇上又不能知道我的观点,落选后一定会被当权的臣子杀害,我如有幸能和上述四位贤臣在阴间交游,正是我的愿望,但不知道杀死我的人,在我死了以后,将为谁预示呢?

  皇上治理的不足,政令教化的不当,以前的弊病,我已经说到了。至于为百姓造福,使治理接近古代盛世,使上下和谐,要靠皇上实行正确的政策,上面所论述的是因为我受到皇上亲自询问,不敢不说,即使像我这样愚蠢,也认为没有说完教化的主要方面、皇上治国的要点。

  希望皇上敬奉天地来教人民恭敬,敬奉祖宗来教人民行孝,瞻养长者来教人民尊敬长者,爱护百姓来教人民爱护弱小,调整阴阳来养育万物,促进和谐使人仁德长寿,就能清静随顺,安闲治理。至于考虑治理措施,在于选择任用宰相,命他们代行管理;考虑保境平叛,在于选择任用将领,命他们镇守各地;考虑各部门正常运转,在于选择任用好官吏,让他们知道安抚老百姓的办法。自然而然言谈能成为全国的训诫,举动能成为全国的法则,仁德能劝勉善良,道义能制止邪恶,哪里需要起早贪黑、劳神操心、兢兢业业,才能治理好呢!

  当时,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、太常少卿贾饣束、库部郎中庞严看到他的答题后叹服,认为超过了古代的晁错、董仲舒,但是害怕宦官怀恨,不敢录取他。士人们读了他的答题,甚至有感慨得流下了眼泪的。谏官和御史不断上奏为他叫屈。

  那时候,被录取的有二十三人,所说的都是平庸、拘谨的日常事务,却都高升了官职。河南府参军事李..说“:他落选我却入选了,我的脸皮不是太厚了吗!”

  就上奏说“:皇上到正式宫殿来征求直言劝谏,使人人都很感动。我才能平庸胆小,不敢评价古今对错。使皇上听到没听过的话,做没做过的事,后悔反省,愧对神灵。他的答题,敢于说出所有心里话,包括帝王的成败、皇上应防备的、现在政局的安危,不隐瞒自己的观点。又引证《春秋》做根据,从汉朝、魏国以后,没有能比得上他的。但考官因为他所说有触犯和不合旨意处,不敢录取他。录取诏书颁下以后,人们纷纷议论,叹服他的真诚和梗直,以至于流下了眼泪,都说他指责了皇上的近侍,怕他们怀恨,做出不合常规的事,朝廷内外都很担心,担心忠臣被害,法纪被破坏,汉末的变化又发生在今天。因为皇上仁德圣明,近侍所以没有杀害忠臣的计划;也因为皇上祖宗有灵,近侍因此不敢自取灭亡。从这结果看,为什么怕说直话?况且皇上设直言极谏科叫全国人才来考试,他说直话来满足皇上的提问,即使有触犯也应宽容,即使有过错也应奖励,载进史书,光耀万代,如果万一他遇事身亡,全国都会认为是皇上暗杀说直话的人,和全国人结仇。忠诚正直的人,都怕被杀,人心动摇,就没法辩解了。何况我都怕被杀,比他差得很远,内心非常惭愧,虽然自己认为是贤士,但人们会怎么说?我请求将任命给我的官职,用来表彰他敢说直话。我可避免苟合取容的惭愧,朝廷可有公正的录取,皇上可避免全国人的怀疑,难道不好吗?”皇上没有采纳。李..的字叫子玄,后来任过贺州刺史。

  刘蕡答题之后七年,发生了甘露之变。令狐楚、牛僧孺任山南东、西道节度使,都请他做幕僚,任命为秘书郎,用对老师的礼节对待他。但宦官很恨他,诬告了一个罪名,贬他为柳州司户参军,后去世了。

  当初,皇帝恭敬节俭追求治理好天下,立志除掉恶人,但懦弱不明智,臣子怕死不敢说,所以刘蕡答题极力陈述晋襄公断送了阳处父来告诫皇帝,又引用守门人杀死吴王的事例,暗中劝皇帝下决断。皇帝后来和宋申锡计划杀王守澄没成功,王守澄废黜了皇帝的弟弟漳王并把宋申锡贬到外地,皇帝在中间犹豫不定,不敢做主。后贾饣束和王涯、李训、舒元舆任宰相,因计划失败,都被宦官灭了族,所以宦官更加骄横,皇帝因忧愁去世了。

  到唐昭宗杀死了韩全诲等人,左拾遗罗衮上奏说:“刘蕡在大和年间,宦官开始横行时,借直言极谏考试答题请求剥夺他们的官爵和封地,恢复他们清扫的劳役,就被贬出京城,死在外地,六十多年来,正直忠义的人忍气吞声。近年来皇上曾被幽禁在东宫里,又出逃到西边,国家差点灭亡了。假如刘蕡的计谋早早被采纳,那么在萌芽时就防范并阻止其发展,可以制止叛逆行为,怎会使这深重的忧愁和众多的灾难,远远地蔓延到皇上的时代呢!现皇上重登帝位,那屈死的魂魄和躯体,寄希望于皇上。”据说皇帝感动、醒悟了,将刘蕡赠官为左谏议大夫,寻找任命他的子孙当了官。

  赞词说:汉武帝多次询问董仲舒,董仲舒的回答,叙述了上天和人的大致关系,但疏缓不切实用。刘蕡和众人一起考试,单单敢指责宦官,但也太粗心、率直了。告诫皇帝不要泄漏话语,自己却到朝廷上公开说,是为什么呢?后来宋申锡因计谋泄漏被贬,李训因计划不周被杀,宦官就强大了,能不警惕吗!像他这样贤明,应先用忠心得到皇帝信任,再给皇帝谋划决定国家安危的大事,或许能挽救危难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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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卷一百零三》赏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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